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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远征军陈庆珍的传奇
2018-07-19 17:02:14

2010年,我在李棋镇山头村委会担任新农村建设指导员。2011年3月,被镇党委、镇政府挽留主编《李 棋镇志》。我邀约5位老同事,用一年半完成《志》书写作、编辑、出版任务。其间,有幸耳濡目染中国远征 军陈庆珍的传奇人生,心灵受到洗礼和震撼。

陈庆珍,女,1920年出生于玉溪县方井村,晚清进士人家的名门闺秀,本姓方,家中有一兄长及两个弟 弟。因姨妈家无子而过继,故随姨妈家姓陈。陈家也是当地名门,她不仅被视为掌上明珠,还受到良好教育。 1938年,她进入昆华女中读书。她的理想是在国家危难之际要有所作为,最好能做一名医生,一是能报效国家;二是能经济独立,不依靠任何人。

她的报国之心,是受到哥哥方学文的启迪。方学文曾背着父母,化名李文光报考黄埔军校,被录取为第 11期学员,毕业后在滇军服役。1937年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李文光随滇60军奔赴战场,参加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。送别哥哥时,相较于家人的不舍和担心,她只说了一句话:“你先走一步!”分别的场面还历历在目,家人就收到李文光在台儿庄牺牲的噩耗。想起与哥哥的生死约定,悲愤之余,她更加坚定了要上战场打鬼子,报效国家的决心。

1940年,她上军医大学时,弟弟方学章也考入黄埔军校第17期五分校炮科学员,毕业后被遴选为龙云护卫团的中尉排长;最小的弟弟方学义也参军抗战。1942年,她作为军医大学三年级的学员,毅然报名参加远征军,成为中国远征军中196医院的一名中尉军医。

军令如山,远征军出1940年1月的陈庆珍征缅甸抗日。同去的还有未婚夫伍启伦、弟弟方学章和方学义。上战场后,姐弟3人失去联系。1943年10月,方学章参加中国远征军“缅北反攻”,头部、脊柱受伤,九死一生;方学义则下落不明,直到抗战胜利,结论都是失踪。她含泪说:“希望在野人山上那些远征军战士的白骨中,有一具是弟弟方学义……”

她丈夫伍启伦任196医院副院长、中校军医,医院奉命奔赴缅甸八莫,院址设在八莫飞机 制造厂内,来不及休整,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收救印缅陈庆珍和丈夫伍启伦前方负伤将士。她和战友们抱着死都不怕的决心,根本不在乎苦啊、累啊。最讨厌的是日本飞机经常来骚扰,警报声一响,大家都很紧张,只有解除警报之后,心里才得到暂时安宁。

一天中午,警报声响起,不远处浓烟滚滚,大火冲天,起火的地方堆放着许多桶汽油,是飞机制造厂的 工人用枪打燃的火,他们宁肯把汽油烧掉,也不留给日本鬼子。眼看情况危急,院长郑炎(广东人)一人开着吉普车逃之夭夭。无奈之下,伍启伦立即组织医护人员把重伤员安置到相对安全的地方,带领着轻伤员及其他医护人员简单地收拾一些干粮,背起药箱,很快顺着便道疏散。大家相互搀扶着行了一程,在一个岔路口立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的全是英文,大家都看不懂,伍启伦一来看了才知道是路牌,一边指向密支那,另一边指向云南。当时天快黑了,大家都就地休息。这时,突然枪炮声不断,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,估计八莫已被日军占领。他们回不去了,可那些重伤员生死未卜,真让人担忧,大家心里十分难过。但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,就是撤离,朝密支那方向撤,看来不行,大家一致决定朝云南方向撤回昆明。当时,这支队伍70 余人,其中:医务人员10~12人,轻伤员60余人,只有她和护士钟雪贞两位女性。走到便道的尽头便没有路了,只有一片山林,与她一道撤退的伤员虽然只是轻伤,但要穿过荆棘丛生的山林,仍是很艰难的。伍启伦拿着指南针与一位男士走在队伍的最前方,披荆斩棘,为后面的人开辟前进的道路。大家的脸上、手上、脚上被划出一道道血痕,还得忍着疼痛吃力地一步步往前走。所幸的是,在前行的路途中有荆棘丛生的山林,也有树林稀疏的山顶,溪流很多,有时又顺着湍急的河流而上,小道时有时无。在陈庆珍记忆中总是有走不完的山路,爬了一山又一山,心想翻过这座山,前面就会有人家了吧!可一次次地让她们失望,总是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,不知还要走多久,不知路在何方,加之食物严重匮乏,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,能活着走出去吗?现实如此严酷,而他们只有朝前走,走出去也许还有活路。否则,肯定只有死路一条。不知又走了多久,总算见到一个人。那人腰间挂着一把大刀,还围着一圈圈不知什么材料制的线圈,黑糊糊的脸,他看到这支队伍不恐慌、不惧怕。大家用国语、粤语、英语与他交流,他都听不懂,他说的话大家也听不懂。这是她和战友们在长途跋涉中遇到的唯一一个人。

她和战友们撤离开八莫医院时,一方面因时间紧迫,来不及准备;另一方面心想只是出来躲躲警报,等 解除警报之后就可以回去。所以,随身带出的食物、药 品都很有限,尽管省着吃用,毕竟杯水车薪,食物很快就吃完了,饥肠辘辘,忍饥挨饿地跋山涉水,用什么补充身体所需能量?为了活下去,他们只得靠野果充饥,用山泉水解渴,夜晚拾来干树枝生起一堆火,大家围坐在火边,天为被、地为床,不顾蚊虫叮咬,奔波劳累的人们很快便进入梦乡,医护人员则轮流值守。70多人的队伍,分为3人一组,相互搀扶前行,跌倒了爬起来,再跌倒再爬起,在没有路的山林中艰难地前进着,每到夜晚骨头像散架似的,脚上磨起的血泡钻心般疼痛。每天都以小组为单位清点人数,若有人走失可及时发现。还有一件每天必须做的事,就是为伤员检查伤情及身体,发现小病小痛及时给予治疗。有天发现一名伤员发烧,而药箱已空空如也,连一条毛巾或可用的一块布都找不到。伍启伦没多想,毅然撕下自己的一只衬衣袖子,用山泉水浸湿替他敷在头上,并亲自守护在他身边,喂他山泉水,第二天这名伤员的烧退了,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

那年,她22岁,撤离途中既要给伤员包扎伤口、治病、检查身体等,又要跟随男人们跋涉在崇山峻岭之 中,饥饿、脚上的血泡疼痛难忍,蚊虫叮咬是在所难免的。可总是走不出这连绵的群山,觉得前途渺茫,肉 体、精神上的折磨,让她几近崩溃,怕难以坚持下去了,向丈夫悄悄哭诉。丈夫难过地对她说:你跟着我遭 这么多罪,我觉得对不起你,看你脸上被蚊虫叮成这样我很心痛,但我保护不了你,不过你已经很了不起了, 再坚持一下,黑夜虽长,总有黎明的时候,现在最难的是怎么把这队弟兄完完整整、一个不少地带回昆明,他们的父母、亲人也在随时为他们的安危担忧啊!她突然发觉丈夫苍老了许多,原来白皙的脸也变黑变粗糙了, 看他疲惫不堪的样子,顿时心痛起来,并意识到他肩上 的担子很重,已超负荷地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了,心想以后哪怕再苦再累,哪怕死也不再向他诉说了。

她们这些战友来自五湖四海,人员素质层次参差不齐,撤退途中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悲壮故事。

她扶着一名左手受伤的小战士行走在上山的路上,他说:“我饿得怕活不成了。”看他可怜的小孩子样,陈庆珍把舍不得吃,留在身上的4片救命饼干全部给了他。他哭了,眼泪和饼干一起咽下肚子。她丈夫知道这件事后,说她做得对。丈夫对她的肯定,是给她的最高奖赏。

早晨,队伍准备出发,突然有一名头部受伤缠着绷带的战士,衣服裤子也破得不成形,手脚到处是血迹斑斑,情绪十分激动,大叫大嚷地说:谁带的路,带错了,没吃没穿还不停地爬山,是人过的日子吗?宁肯死也不跟队伍走了。这时一些战士的情绪也受到影响,跟着叫嚷到:是啊!这种日子没法过,早晚都是死,何必再去吃苦受累。也有持不同态度的战士叫到:他们不走就算了,随他们去吧!我们走。等大家都吵得精疲力倦之后,伍启伦语重心长、平心静气地向大家说:“弟兄们, 我们都是7尺男儿,人从生下来那时起就意味着要吃苦,我们大家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,会有生的希望,为什么要等死呢?请大家要有信心,相信我,我随身带着指南针,时时在为我们指路,指南针肯定不会把方向指错的,你们还有什么怨气尽管发泄,把想说的都全部说出来,这样心里会好受些,说完了我们再接着走。”这事她为丈夫打抱不平,丈夫对她说:“我们是医生,不但要治伤员肉体上的创伤,更要治他们心灵的创伤,弟兄们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在今天的这件事情上,只要他们不是日本鬼子的汉奸,即便他们有天大的错,我们也要以极大的爱去包容他们。”丈夫这番话,时隔几十年仍让她刻骨铭心地留在记忆深处。丈夫平时做事很严谨,在用野果充饥时,他都要问大家,这种果子叫什么名字,你们以前谁吃过了?待再三确认并亲口尝过之后才放心让弟兄们吃,若在有山泉水的情况下,都让大家先洗后再吃。

历尽千辛万苦之后,终于在一天傍晚走到山脚看到一户人家,一排房子,看来还算宽敞,足够容纳我们。 伍启伦向主人说明我们是抗日部队,从八莫退下来要去昆明,途经此地,能否给我们煮餐饭吃,要多少钱我们会给的。主人爽快地答应了,并热情地招待,虽然只是一甑子米饭、一碟咸菜,还不足以填饱肚子,大家还是吃得特别开心、特别香。这是撤离以来吃的第一餐饭。 主人告诉她们:这里是高黎贡山脚下。当夜,她们得以在房子里歇息了,哪怕没有床、没有凳子,总比在野外露宿强多了。当得知已到达有汉族居住的地方时,他们那心中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,这意味着最艰难的路程已经结束了。次日天不亮队伍就出发,翻过高黎贡山又走了许久,到达和顺乡,沿途老百姓支起木板架子,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稀饭,还摆上可口的咸菜,亲切热情地招呼一路艰辛的她们,让人心里热乎乎的,就像久别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般的温暖,让人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据老百姓说:昨天日本鬼子已占领腾冲县城,原计划从腾冲返回昆明已不可能了,只得改道由保山瓦窑方向走。

伍启伦去有关部门联系到回昆明的汽车,坐上车陈庆珍内心十分矛盾,心想快点回到昆明,又怕回到昆明后见到自己的亲人和朋友,瞧自己这狼狈不堪的样子如何面对他们。参军时,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,宁可放弃富足的家庭生活,不顾一切地去抗日救国,想当初20多辆军车浩浩荡荡开往八莫,她和丈夫的财物就装了满满一车,多风光啊!可万万没想到才短短的几个月后,一切都化为乌有,在惠通桥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。痛哭之后,转而又想,自己的祖国仍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,国家都尚不能保,更何况个人的命运,想到这些又释怀了。

后来,她们这支队伍在伍启伦带领下,一个不少地撤回昆明。当时,伍启伦如释重负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道:“奇迹啊,总算一个不少地把他们带回昆明了,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问心无愧了,只是想起留在八莫的那些重伤员,让我心痛。”说着眼圈都红了。丈夫在她心目中是很坚强的人,为什么会这么伤感?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,她逐渐领悟到,人总是人,再强的人都有他脆弱的一面。伍启伦是广东台山人,祖辈侨居海外,他父亲伍泽亭从事教育工作,在马来西亚创办了一所华文学校。他毕业于军政部军医大学广州第一分校第二期,不但写得一手漂亮流利的汉字,并精通英、法、德、日语,给人文质彬彬、温文尔雅的感觉。

就这样,他们夫妇两袖清风地回到昆明。政府将她们安置在东昇小学(当时是假期),没有发过一分钱 的救济,每天都吃清水煮白菜,没有被子、没有换洗衣服,生活比难民还不如,如此的待遇真让人寒心。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她们在前方出生入死,流血牺牲,这里有些人却歌舞升平、花天酒地,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政府的腐败无能,社会的黑暗,让她愤慨、痛心、失望。尽管现状如此,她一直保持信念,坚信抗日战争一定能胜利,日本鬼子一定会被赶出中国,为了这一天的到来,放弃优越的家庭生活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,做了一个中国军人应做的事。为此,她感到欣慰。

1943年1月,伍启伦在通海行医由于入不敷出,不得不投身商界,挣钱养家糊口。陈庆珍先后在石屏、 景东卫生院任妇产科医生。1948年,伍启伦的父亲多次来信催促伍启伦带妻儿回马来西亚。但对新中国充满 希望的她,毅然带着孩子回到昆明,在昆明陆军医院(后改为三十八后方医院)任上尉军医,参加起义后被 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整编第十三军军部卫生处任军医。1950年6月,伍启伦被缅甸政府拘捕关 押,她频频给在缅甸的“广东会馆”发信求助,还给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去信求助,但丈夫还是人间蒸发,至今生死未明。

1950年下半年,伍启伦的父亲在病榻上知道儿子被捕的消息后,病情恶化,不治而亡。

1953年10月至1975年6月,陈庆珍在昆明铁路医院任助产士,迎接了无数个新生命,期间从未出过任何事故。而她一个瘦弱的女人,带着4个幼儿,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。

她退休后,依旧选择独居,直至临终住院前,都是自己打扫卫生,清洗衣被,连儿女她都不愿意麻烦。 1600元的退休金,她省吃俭用照顾几个比自己困难的老兵,亲切地称呼他们为“老哥哥”。病重住院,连维 持生命的必需品她都不舍得让医生用,而一心惦记着要把1万元血汗钱,留给其他在世的老兵出书用。

2010年3月23日,搜狐网“关爱老兵论坛”的全国志愿者们为老人颁发“民族英雄勋章”。她得知后激 动地说:“这枚勋章比黄金珍贵!”但遗憾的是,这枚勋章在她有生之年没能得到。在没有荣誉的背后,她总是淡定地说:“个人是渺小的,但我今生问心无愧。对国家,我尽了忠!对社会,我尽了责!对家庭,我尽了力!我的工作是迎接生命,从工作到退休,接生了多少个婴儿我自己都记不得了。如今四世同堂,我颐养天年,就是不在了,也能瞑目了……”

2010年5月,重走中国远征军之路启动,两鬓斑白、走路尚需搀扶的她,为答谢当年和顺老乡几碗稀饭 的恩情,坚持跟随大家“走”远征军之路。令她终生难忘的是,当年和顺乡人民沿街搭起的粥棚,有藠头、腌菜等咸菜,乡亲们亲切地喊道:“抗日将士们,你们辛苦了,到家了,喝碗粥吧!”所有人都泪流满面,就是这句话,至死都温暖着她的心:“时过境迁,恐怕恩人早已过世,但是我有生之年的一个愿……”

2010年10月11日清晨,她作为昆明最后一位远征军女战士逝世了,享年90岁。太阳被浮云掠去,阴冷冷的光照在追悼会挽联上,“中国远征军女 兵陈庆珍”几个字被庄严地放大,字幕是:爱国的学生、英勇的战士、温柔的妻子、伟大的母亲。

【作者】红塔区史志办退休干部 黄朝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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